展開

法律實務

您現在的位置:網站首頁 > 法律實務 > 刑事 >

淺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因果關系認定

出處:中國法院網南昌頻道    發布時間:2014-02-26 09:47:01    您是第0位瀏覽者 字體

    摘要:當前大量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行為得不到及時制裁,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濟,這種狀況與我國傳統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在環境污染犯罪中的適用困境不無關系。因此,本文筆者在介紹傳統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并闡述其在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的適用困境的基礎上,著重介紹新興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提出我國應在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中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

    關鍵詞:環境;環境污染;因果關系推定理論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向大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行為。對于這種犯罪來說,成立犯罪既遂要求行為造成一定的結果,因此,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貴任必須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一、傳統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關系理論

    1、英美法系國家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

    英美法系是判例法系,它是通過具體的判例來總結其因果關系判定的原則,主要可以概括為雙層次因果關系說。所謂“雙層次”,就是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分為兩個層次進行考察,即事實上的原因和法律上的原因。其中,事實上的原因是刑法因果關系成立的前提,法律上的原因是刑法因果關系成立的關鍵。

    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是指“客觀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為與后結果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聯系[1]”,這種聯系是客觀的,與人們的主觀認識及法律規定沒有任何聯系。事實上因果關系的判定方法用“but-for”公式來表達,即如果沒有行為人的行為就沒有危害結果時,則行為人的行為就是危害結果發生的事實上的原因,可見這一層次因果關系的判斷與大陸法系國家的條件說存在相似之處。事實上因果關系的判定沒有對原因與條件進行區分,單純采用“but-for”方法來判斷因果關系容易擴大刑法的懲處范圍。

    為了彌補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的缺陷,學界提出了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學說。它是指以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的成立為前提,從事實原因中篩選出“能夠被法律認為應當讓行為人對所產生的危害結果承擔責任的原因[2]”作為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對于如何篩選出具有法律價值的原因,英美法系國家有“近因說”、“預見說”、“刑罰功能說”及“政策說”等代表性觀點。應該說這些學說在評判具有法律價值的原因時都存在著一些缺陷與不足,近因說對近因的判定缺乏統一的認識,必然會引發司法實踐的爭議;預見說以行為人的主觀認識為標準來評判法律原因,不但否定了因果關系理論研究的意義,而且混淆了因果關系與主觀罪過的區分;刑罰功能說從刑事責任出發來考察法律原因,本末倒置,將刑法因果關系的認定與刑事責任混為一談;政策說以抽象、易變的政策為標準來認定法律原因增加了司法實踐的困難。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雙層次因果關系說從事實原因與法律原因兩個層次來考察因果關系,“為刑法因果關系的正確解決提供了基礎[3]”,為我們進行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正確的思路。

    2、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

    大陸法系國家十分注重對法律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研究和探討。對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理論研究也不例外,它形成了條件說、原因說和相當因果關系說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學說,具體而言:

    (1)條件說

    條件說是最早出現的并且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司法實踐的學說。該學說立足于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認為在行為與結果之間,如果存在“如無前者,即無后者” 的關系,就成立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一切行為,只要在邏輯上是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的,則就都是結果產生的原因,并且各行為的作用相同,沒有原因力上的差別,因此也稱“全條件同價值說”。從條件說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到該說在判斷刑法因果關系的問題上具有直觀、全面、客觀的鮮明特點。該說的采用不僅有利于人們迅速地從紛繁復雜的原因體系中除去非必要性的因素,同時又不遺漏本應受到刑罰懲處的犯罪行為人,保障準確地認定因果關系鏈條,還有利于有效地避免主觀因素介入因果關系的判斷,保障因果關系判斷的客觀性。但另一方面,該說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不足,一是條件說擴大了刑法的考察范圍。該說依照本來是確定自然科學、物理學的因果關系的標準來理解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把危害結果產生的一切條件都當作法律上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刑法因果關系的特點,擴大了刑罰的適用范圍;二是條件說的評價是片面的。條件說不考慮各個行為對危害結果產生的作用不同,無論行為人實施行為的危害程度大小,在確定刑事責任時都一視同仁,導致行為人之間的不公平。盡管條件說存在著不足與缺陷,但不能以此抹殺了該說在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要認識到大陸法系國家因果關系理論的其他學說都是以條件說為基礎,經由一定的修正、限制產生的。

    (2)原因說

    針對條件說存在的種種缺陷,原因說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條件說不適當地擴大刑事責任的適用范圍,因此該說又稱為“限制性條件說”。原因說的核心是嚴格區分原因和條件,主張在眾多的導致結果發生的條件中,只有其中起特別重要作用的一個條件才是刑法上的原因,才是刑法追究的對象,而其他的條件只是單純性的條件。至于采用什么標準來判斷這一個起特別重要作用的條件,不同的學者依據不同的標準提出了不同的學說,主要有“直接原因說”、“最終原因說”、“最有力原因說”、“決定原因說”、“必生原因說”等等,但是這些學說所提出的標準都比較模糊而難以把握,這是原因說的一大缺陷。此外,原因說忽視了現實中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只承認一個原因,將“多因一果”的情形排除在外是極不科學的。

    因此,盡管原因說克服了條件說不適當地擴大刑事責任的弊端,在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發展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現在并沒有多少人去堅持了。

    (3)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與原因說一樣也是為了限制條件說而提出來的,因此又稱為“相當條件說”。相當因果關系說的核心內容是,要判斷引起結果發生的數個條件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必須立足于社會經驗法則的考慮,也就是說從一般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經驗、智識加以判斷,只有具有發生結果的相當性的條件才是刑法上的原因。“相當性”的判斷是相當因果關系說的關鍵。依據判斷“相當性”的標準的不同,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又存在以下三種觀點:第一,主觀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此說認為,應當以行為人行為時所認識或者能認識的事實為標準,判斷行為與結果之間有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主觀說不考慮社會一般人的認識能力,完全以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能力為標準,確定刑法因果關系之有無,使得“把一般人能夠認識,但行為人沒有認識的事情排除在評價的范圍之外,致使因果關系的評價范圍過于狹窄[4]。”第二,客觀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此說認為,應當以一般人對行為時存在的客觀事實及行為后會發生的危害結果能否預見為標準來判斷因果關系。凡是一般人能預見的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反之就不存在因果關系。針對此說,有學者指出了其適用上的風險,“在大陸法系國家,案件審理全由法官進行,雖然他們從廣義上講也是社會普通成員的組成者,但畢竟是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與社會普通成員畢竟有所不同,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助長法官的自由擅斷[5]”。另外,筆者認為從一般人不能預見而行為人能夠預見的情況來考慮,客觀說也會形成不合理的責任評價。例如在環境污染犯罪中,由于污染行為的實施者通常擁有排他的知識壟斷特權,受害者和第三者甚至國家是被排除在外的,這時如果還要按照客觀說的標準來認定因果關系,則不但會使污染者逃脫法律的制裁,甚至還會促使一些人以此為屏障故意實施污染行為。第三,折中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此說“立足于行為之時(行為者的立場),以一般人在通常情況下能知道或者能預見、并且以行為人在具體情形下能知道或者能預見的特別情形為基礎[6]”來判斷刑法因果關系的有無。也就是說,對于行為時存在的客觀事實及行為后會發生的危害結果,凡是一般人能知道或者能預見行的,不論行為人是否預見,都認為存在刑法因果關系;即使是一般人不能預見,但行為人能預見的也認為存在刑法因果關系。對相當性的判斷,筆者認為折中說是較為合理的。

    相當因果關系說在限制條件說的基礎上,以一般的社會經驗法則為判斷因果關系有無的標準,克服了原因說以自然科學之力為判斷標準的不足,并且不排除“多因一果”情形的存在,因而得到廣泛的贊同,在理論上較為流行,目前已經成為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主流學說。我國臺灣地區在理論和實踐中也奉行此種學說。

    3、我國傳統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

    我國因果關系理論受前蘇聯有關理論的影響,與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長期拘泥于偶然因果關系與必然因果關系之爭。必然因果關系的理論根據是哲學上的因果關系的定義,這是由畢昂特科夫斯基教授提出的。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行為與結果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偶然因果關系說是由庫德里亞夫采夫最早提出的,他認為:“不論人的行為與社會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任何犯罪的行為都將導致承擔責任。”。[7]這種觀點對于認定污染環境犯罪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的雙層次因果關系說,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抑或是我國的刑法因果關系說,這些傳統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在因果關系的判定上都是由因至果的證明思路,即因果關系的成立需要控訴方證明危害結果確實是由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所造成的,這種證明要以自然科學法則為基礎,通常情況下需要經歷大量的、復雜的、嚴密的證明歷程。這種傳統的因果關系認定在普通犯罪中適用無可非議,但對于污染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流動性、廣泛性、持續性和綜合性等特點,其對生命、財產和周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有時并不是立即出現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來說,要以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來認定該種犯罪的因果關系是十分困難的。在當前嚴峻的環境污染情況下,我們必須適用對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有所創新,從而適應現實需要,達到懲罰和預防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的刑罰目的。

    二、新興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關系理論

    針對傳統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在判斷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中的困境,國內許多學者認為應當將環境民事侵權救濟領域中的因果關系理論引入刑法,通過因果關系推定的方法以降低刑法因果關系的證明度。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內容主要包括在“疫學因果關系說”、“間接反證說”及“蓋然性說”理論中。

    1、疫學因果關系說

    疫學因果關系說是指疫學上可能考慮的若干因素,利用統計的方法分析各因素與疾病間關系,把聯系緊密的因素作為判斷因果關系的根本因素。疫學因果關系說因研究方法不同可分為記述性疫因學、分析性疫因學、試驗性疫因學三種,而且在實踐運用中可借鑒動物疫學與植物疫學。

    它其實是“條件、原因區別說”的一種發展。該學說由1971年日本富山骨病病案確立,根據四個條件予以確認:(1)該因子從發病前已經開始發生作用,(3)該因子的作用程度越明顯該疾病的罹患率越高,(2)該因子被消除或減少的話,該疾病的罹患論或程度就越低,(4)該因子作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機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學上合理的說明。如果具備上述四條件,即使病理學上不能嚴密地加以說明,也可以肯定因果關系存在。

    疫學因果關系理論的意義在于它能夠給法官提供一種具體操作方法、消除排污行為與受害結果間時間差、不考慮污染物與發病現象的直接接觸性,因而減輕原告舉證責任,更具科學性,對疾病類環境犯罪因果關系判定非常適用,所以,一經提出,很快得到各國司法實踐的接受,成為公害因果關系主要學說之一,如日本的“水俁病”案和“四日市栓塞癥”案,1991年《德國環境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的公眾健康救濟訴訟中的因果關系推定制度就是以此為依據,德國“擦里刀米德”案運用疫學因果關系對“庫里尤年達爾”公司刑事追訴。但是,疫學因果關系說也有明顯的缺陷,因為它僅適用因污染對群體生命健康造成損害領域,對其它損害無能為力,對單個的環境健康受害以及財產受害訴訟難以適用等。

    2、間接反證說

    這是德國民事證據法上的概念,是指當主要事實是否存在尚不明確時,由不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負反證其事實不存在的證明責任理論。即被告為了阻絕主要事實的成立,需用其他的間接事實來認定主要事實不存在。因其并非直接對舉證者舉證事實的反證,與直接反證不同,故稱間接反證。該理論被適用于環境污染案件時,如被害人能夠證明因果鏈鎖中的部分事實,即可推定其余事實存在,并在該部分內由加害人負反證其不存在的責任。[8]

    最先運用間接反證說到環境司法實踐是新瀉水俁病訴訟。在該案判決中,法院認為:“鑒于污染事件中,因果關系上存在的問題通常有:(1)被害人疾病的特性及其原因物質;(2)原因物質到達被害人的經過路程;(3)加害企業的排出原因物質三者……綜上觀之,類似本事件的化學污染事件,要求原告做自然科學上的證明,實與侵權制度的公平制度有違。為此,對于上述(1)和(2)的事實,只要依據所積累的情況證據,就其關系科學的部分能夠做出不相矛盾的說明,就應該解釋為其在法律上存在因果關系。上述(1)和(2)程度的舉證如已完成,就污染源的追究而言,已經到了企業的門前,因而對于(3)不如認為,其存在與否應予事實上的推定。如果企業方面不能證明自己的工廠與污染源無關,其結果即應認為原告已盡了法律上因果關系的舉證。”[9]

    間接反證說的意義在于根據部分舉證事實推定來認定存在因果關系,大大緩和了原告在環境案件上的舉證困難。適用于復合要件產生損害的場合。間接反證說在事實認定上同樣存在以“推定”代替“實在”、以“部分事實”代替“全部事實”的弊端,而且被告往往只要找到孤例就能證明間接事實的存在,而使推定不成立。

    3、蓋然性說

    蓋然性說認為原告只要證明在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達到蓋然性程度即“如無該行為,就不致發生該此結果”無須嚴密科學論證,因果關系即可成立。它要求受害人證明:行為人排放的污染物已到達損害地并發生了作用,該地有多數同樣的損害發生。行為人可憑充分反駁的證據免責。該學說加重了致害人舉證責任,重視雙方經濟技術力量對經,注重環境法價值,但不嚴密且可能被告翻案、不明確。被許多國家采用,如1979年“加利福尼亞洲漁業和娛樂部訴SS波利茅斯輪號”案和日本“水俁病”案。

    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適用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適用應包括在兩種因果關系的認定上。一是法定的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認定,即各種環境污染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的因果關系,包括法律規定的環境污染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間因果關系及其符合法定環境污染犯罪構成要件的案件客觀事實的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的兩種類分別是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另一個是司法邏輯因果關系,即在分析處理環境污染犯罪案件過程中所涉及的因果關系,包括一切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不是定罪量刑的根據,但可作為處理案件的酌定情節。嚴格意義上說,前一種是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后一種則只能是廣義的因果關系,為所有案件之必需的。對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適用,從總體上說,包括兩大方面,即:一般方法和特定限制條件。

    1、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適用的一般方法

    第一,嚴格區分因果關系事實鏈中的原因與條件。只有那些與危害結果有著本質的聯系并直引起這種結果發生的危害行為才是刑法因果關系中的原因,而那些非本質聯系或影響結果發生的行為只能是其條件。即堅持因果關系原因和結果本質聯系標準說。而香港刑法理論界更注重“雙層原因說”,即將引起某種危害結果發生的原因分為兩層次,第一層是“事實上的直接原因”,第二層是“法律上的實質原因”,前者屬實觀說,后者屬價值論。在我國認為,確定因果關系是根椐條件理論進行,包括“等量條件說”、“符合法則條件說”“推定因果關系說”,來判定因果關系中的原因與條件。要確定某人的行為是否引起危害結果的原因,須具體分析它對于危害結果的產生是否起了積極的能動作用,能作為刑法因果關系中的原因,只能是造成嚴重危害社會結果的行為,而不是人的一切行為。這類行為,從性質上看包括違法行為、合法行為、故意行為、無意識行為。能夠作為環境犯罪因果關系中的結果的,只能是嚴重危害社會結果,而不是一般的結果。

    第二,綜合考慮各因素確定因果關系。我國學者認為,因果聯系包括行為與危害或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主觀發展與外部行為間因果聯系、因果聯系種類。而英美法系則包括行為、法定其它條件、主觀罪過、打破因果關系鏈鎖性因素。在環境侵權因果關系中,除上述因素外,因其特殊性,應更加注重以正義、公平理念為指導的法的價值評判,而且應堅持因果關系推定方法多元化。既要考慮因果關系成立因素,又要考慮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

    2、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適用的特殊限制條件

    第一,各國對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適用實踐。世界各國對該原則的適用方法各具特色,主要可歸為三種情形。第一種,原告證明損害事實,被告不能舉證否定損害是由自己行為造成的,推定因果關系成立,如日本《公害犯罪制裁法》、加拿大1970年《水污染防治法》,德國與法國也采用此方法。第二種,原告起決定性舉證作用。如澳洲1972年《清潔水法》規定,原告對準確認的違法超標排污行為應提出“決定性之推定事實,以證明系被告之行為導致水污染。第三種,是允許不可抗力和意外事故等正當理由抗辯。這在許多國家是通行做法,因為這類犯罪是純正的法定犯罪。我國目前刑法規定的環境犯罪因果關系采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在理論界則有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

    第二,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適用的特殊限制條件,包括前提條件與方法條件。其前提條件有三個,即排放的有害物質使公眾的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危害、在發生嚴重危害的地域內正在發生這種嚴重危害、這種排放行為是單個工廠排放,而非數個工廠排放導致的復合污染情況。簡言之,因果關系原則基本前提條件是污染行為的實質危害性、正在發生該實質危害、犯罪主體單一性。具備了前提條件后,在適用此原則時必須還應具備四個方法條件,即:(1)企業對外排放了污染物。這種排放可以是合法也可以是違法排放,但必須是排放物已進入特定區域內,如是間接影響其它地區不為“排放”。(2)因果關系客觀上無法查明。發生危害的結果,因無法定排放標準、質量標準或科技水平及設備條件不具備而用盡一切現有方法和手段確實無法查明,如能查明則不可援用。(3)推定的結論具單一性和蓋然性。在運用科學方法,依據現有規范,通過調查、分析得出一個高度可能性(即高概率)的結論,不得有另外的占主流的相應其他結論,否則不可采用。(4)條件范圍限于污染類環境犯罪案件。前述兩種條件應用時具備才可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不應任意擴大其適用范圍。同時,對被告人允許其抗辯,如緊急避險、不可抗力、受害人過錯等事由抗辯。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克服了傳統刑法因果關系運用的缺陷,有利于減輕被害人舉證責任,打擊環境犯罪;同時也相應擴大了刑罰范圍,有利于與國際環境保護制度社會接軌;遵循WTO規則的同時,有利于保護我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減少國際污染物品的進入國境;該原則使借口合法行為而污染環境犯罪的行為得到刑罰,有利于實現法的價值——公平。


參考文獻:

[1][2][3][5]張紹謙:《刑法因果關系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第5頁。

[4]大軍仁著,馮軍譯:《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人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頁。

[6][日]平野龍一:《犯罪論的諸問題(上)總論》,有斐閣1981年版,第35頁。

[7](前蘇聯)庫德里亞夫采夫:《關于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的問題》,載《蘇聯國家與法》1950年第l期,轉引自張紹謙:《刑法因果關系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

[8] 曹明德  環境侵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82。

[9] 從選功  外國環境保護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167。

    作者單位:江西省新建縣人民法院



上一篇:關于教唆犯的司法認定
下一篇:最后一頁

版權所有:浙江東唐人律師事務所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東街23號五樓 電話:0572-2065770 E-mail:[email protected] 浙ICP備05045455號
設計維護:鹿鼎廣告

浙公網安備 33050202000501號

甘肃快三开奖号码